编者：个案工作是社会工作的三大手法之一，是指帮助遇到困难的个人或者家庭调动自身及其周围的资源改善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适应状况。个案工作非常注重发掘和运用服务对象自身及其周围环境的资源和能力，以增进服务对象个人与社会环境之间的适应。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个案涉及长者、家庭、青少年、就业、残障等领域，既有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家庭暴力等婚姻家庭类辅导，亦有情绪疏导、哀伤辅导、青少年行为问题等个案类型，在这些个案中，社工用不同的理论及方法开展工作，有较为成功的案例，亦有未能达成目标的个案。【案例分析】将选取部分案例，与读者或同行一起交流，共促进步。

在这里，特别要感谢允许机构刊登案例的当事人及其家属。以下信息已做隐私保护处理。

前言：2011年7月，在炎热的夏天里，一位看上去憔悴、无助的母亲带着一个害羞的26岁的女孩小芳（化名）来到中心，希望社工可以帮她的女儿。女孩很安静的坐在一边，但背后却有不为人知的痛苦，她曾经受过创伤，不说话、不关心周边事、有幻觉、不能自理。对于这样一个疑似精神病、未能与社工对话、不愿就医的个案，我们是如何介入和辅导的呢？

一、案例背景

（一）个案背景资料：

 引发/重要事件：2007年，案主在外打工时，被同事蓄意安排她与其他男性发生性行为，案主不同意，最终以威胁跳楼才成功逃走，案主回家后告知母亲此事，母亲因感羞愧而对案主进行打骂以及罚跪；同年，外出工厂打工时又遇上歹徒抢劫、同事排挤、工作压力（有同事嫌她动作慢）等事,之后某天突然“发疯”称很多人在他周围说她骂她，并开始少说话及产生幻觉；2008年，母亲为了给案主冲喜，将案主嫁予一个年长男子为妻, 夫家后感觉案主不妥，端午节时母亲将她接回娘家, 此后案主近乎完全不说话、精神恍惚、不愿做事、生活需他人提醒或协助方能自理。

曾做出的调试：案主曾被精神科医生诊断为“忧郁症”，服药一段时间后，因为服食药物导致晕倒及发福，被母亲停药。后母亲常用一些民间偏方“治疗”案主，病症却越来越严重。

生活环境：到见社工之前，案主一直都是不愿说话、常常傻笑、扮鬼脸；不主动做事情、不会显现出任何焦虑，有明显的退缩行为，生活常需母亲提醒和协助方能自理，案主每天跟着母亲，母亲上班时独自在家。母亲常因为案主不能按照母亲的提示干活、症状没有好转发脾气，用打骂方式对案主。案主与母亲现居住的地方是案主亲戚家，亲戚对案主反感，常骂案主，并认为案主病症是不会好的。

个案优势：1.案主有一成年弟弟能够耐心对待案主，愿意指导案主慢慢说话，并常提醒母亲放缓情绪；2. 案主没有丧失语言能力；3. 案主愿意听从母亲的指示与社工见面。

二、介入理论：

人本理论、多层次完整介入(Multi-Level Holistic Intervention)

 介入目标：

1.增强母亲病识感，指导她及案主弟弟照顾案主；

2.构建良好的康复环境，增强案主生活自理能力；

3.促成案主重回医疗系统, 接受药物治疗。

三、介入过程：

第一阶段：专业康复环境的建立，让案主体验安全、信任（案主）；给予母亲情绪支持（案主母亲）（2011年7月-2011年11月）

在案主母亲方面，我们更多地是给予这位辛苦的母亲情绪支持，倾听她的困难、她的无助，教她放松自己，引导母亲看到案主正在改善以及剩余的能力。

在案主方面，此阶段，我们所做的主要工作是：

1、社工/中心与案主做“朋友”建立信任关系，充分利用艺术和家庭综合服务中心志愿者的资源，让案主感受来自友好环境的安全及信任，案主和母亲相信社工会以“陪伴者”角色与案主及其母亲共同面对辅导过程中的各种困难，提升对自我状况的关注度。

2、充分关注和调动案主的剩余能力。如简单的欣赏音乐，折宣传单义工服务等，在过程中让案主有“获能感”（a sense of achievement），也让母亲转变对案主“没有用”的标签定义。

第二阶段  居住环境、照顾环境的改善，减少不安（2011年10月-2012年4月）

1、加强案主母亲病识感，让她重视自己对案主的影响

在与案主及母亲建立了互信的专业关系基础上，开始加强培养母亲的病识感、引导母亲重视与案主相处，阻止母亲想要把案主再次嫁人以冲喜的想法（母亲称家乡人曾用嫁人冲喜的方法“医好”类似个案），并邀请香港专家梁建雄先生对母亲进行辅导。

2、案主居住环境有大的改善

从案主居住环境的改善入手。当母亲在工作时，让案主搬到弟弟租住的房子里居住，社工每周前往辅导，并肯定弟弟及弟媳对案主的耐心照顾；后母亲带案主到她工作的饭店，母亲同事对案主态度友好，且愿意锻炼案主说话，外部有利环境因素增加。

在中心方面，案主逐渐熟悉中心部分社工和环境，参与活动中，或协助志愿服务，继续发挥案主的剩余社会能力和增强案主的“获能感”。

第三阶段：正常就医及服药，巩固辅导效果（2012年5月-2012年9月）

当案主母亲病史感加强，意识到案主的状况可能是精神症状时，母亲愿意听从社工建议，与社工一起带孩子去就医（医生诊断案主患上精神分裂证）。药物治疗后, 案主的幻觉消失、自理能力也增加。社工定期面谈/电话了解康复进展，并给予支持及辅导，巩固服务效果，包括让案主母亲来中心听“家长讲座”，鼓励案主母亲多给案主“真诚赞扬”，这会比打骂更有效;“放慢脚步，等待孩子进度”等。 

第四阶段：鼓励案主参与社会生活，慢慢恢复社交能力（2012年10月-2013年2月）

回归社会：开始时，案主在母亲工作的饭店玩；后帮助母亲做简单地扫地、收拾工作；直至成为正式工作人员，案主一步一步地参与工作，慢慢的回归社会。

学习社交：案主工作后，案主同事仍旧对她很好，愿意引案主多说话。在这样较好的工作环境中，案主的康复非常快。案主开始主动向社工打招呼；开始心疼母亲辛苦，建议母亲改改脾气；能够给社工的皮肤美容建议（案主以前的工作是美容），并告诉社工自己以后仍旧想做美容工作。

此时的母亲已能够用恰当的方式引导案主与身边人交流，也意识到案主需要时间慢慢回归社会、调理身体。

四、评估情况：

2011年接案时，社工与案主订立的目标是：学习说话，能够独立面对自己的生活。到2013年结案时，案主不但能够“说话”，且能够与同事、母亲、社工进行简单的交流，思维清晰，回应恰当；并且已经就业逾5个月，能够独立工作；现实生活也能初步学会照料自己，下班时可以自己认路、骑车回家。

母亲已经树立了正确的病识感，且习得恰当的教育方式，能够对案主往后的康复给予巨大的支持。目标达成，于2013年2月5日正式结束。社工鼓励案主来中心做志愿者以接触更多的人和事，进一步提升案主社交能力。

五、督导评语：

在中国大陆, 性侵犯和精神病在普遍社会中是不被了解的板块, 在本个案中虽然案主母亲主动向社工求助, 但顾虑到她对此两个板块问题的无知和抗拒后, 我决定指导社工以人本和优势视角等先在案主个人身上做功夫, 一则希望案主的改善可以令母亲更有意欲和信心参与协助她复康, 二则对案主而言一个安全的关系与环境(专业社会工作介入关系和环境)对案主的长远复康亦很重要。但即或如此, 我们心里一直清楚这是一个需要动用各层面人员和资源的多角度全面介入过程, 因此在安排案主在中心做简单的折单张工作, 让她感受自己的能力被认同和被鼓励, 之后又使用了案主的弟弟和他的居处协助案主得到更好的支持性居住环境, 最后我用香港专家的身份为社工开路, 让案主母亲这位最关键的人物加进我们的介入计划来, 最终促成案主重新接受治疗, 病情得到很大改善。（督导：梁建雄先生，香港华员会分会主席，广州市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治委会副主任  高级督导）

六、服务感言：

最后一次面谈时，我（社工）带了一束花和一盆盆栽给案主，希望案主生活如同花一样美好，希望日子如同云竹盆栽一样节节高升。这是我衷心的祝福，亦是我心情的写照。在这个长时间的辅导中，我曾经因为辅导次数频繁、辅导力度过大让自己陷入对案主移情中；也曾在与案主母亲失去联系，在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找案主僻远的居住地方，让案主母亲继续让我辅导并信任我；也有与同事一起找寻离家出走的案主至深夜1点的经历。在这一年多的辅导过程中，我预想过女孩（案主）说话，主动做家务，但没想到康复进程快到可以工作、与人简单交流，美丽的女孩在美丽的年华，回到现实社会（不在幻觉世界里），展开人生的新篇章，我的世界因为女孩、母亲灿烂的笑容亦显得非常亮丽。

当案主告诉我：“现在有了工作，人也放松了”，突然觉得女孩其实很坚强，用了5年时间与痛苦的过去道别，用了最大的努力让自己“放松了”，回到这个世界。

当母亲告诉我，她非常愿意社工将芳芳的故事写出来，告诉其他有需要人，因为现在自己才明白：不是只靠吃药，或只看心理咨询就能治好芳芳的病，还需要身边人对芳芳好，才能让她尽快好起来，同乡还有几名跟芳芳类型情况的，也想介绍给中心跟进辅导。我除了要感谢母亲对撰写案例的授权同意，更开心多了一个同行者用恰当的方式关注、关爱这群“曾经受伤的朋友”。

（作者：李俏燕（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总干事助理） ，督导:梁建雄（北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香港督导暨治理委员会副主任）。本案例荣获由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举办的首届广州市社会工作案例评选活动一等奖，并在《广州社工》2014年第2期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