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工曾经在早期“社区发展”（Community Development，简称CD）担当重要位置。香港70、80年代的社区营造，曾经是由一群行内称为“CD佬”，专门组织街坊，周身刀的社工们推动。

    但为什么，在2015年，正当我们各类型的社区正面对多方冲击，却再不见太多社工参与在逼切的“社区营造”上？为什么这个社会工作（Social Work）的传统好像无以为继，只能靠其他专业人士参与？

    我们找来了社工老师、元老级“CD佬”莫庆联（莫Sir），跟我们回顾历史，再找寻前面的“社区路”。

Photo by And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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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Sir于1981年社工毕业，一出来就做CD。“70至80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也是社工参与社区发展的高潮期。”莫Sir说。“最高峰时，全港有54队政府资助的社工做NLCDP。”

NLCDP，全名Neighbourhood Level Community Development Project，中文是“邻舍层面社区发展计划”。它是一个由殖民政府于1978年开展的“社区发展”计划。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个由政府资助的“社区营造”计划，会聘请社工到偏远或低收入地区，组织街坊，为他们争取福利、改善环境等等。“这批社工不是去搞吓兴趣班、做吓托管咁简单，他们是真的可以组织街坊做抗争，与官员对话。”莫Sir说，“其实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香港已有人开始做社区组织的工作。最早的机构应该是社区组织协会（SoCo），在1971年成立，不依靠政府资助。但要到1978年，政府才首次开始这类型的社会工作计划。”

哇，40年前的港英政府是如此开明吗？

    “唔，那是他们一个聪明的政治手段，也是机缘巧合。”莫Sir说，笑笑。

     70年代末，香港仍蔓延着来自67暴动的阴影，港英政府一方面相当敏感和紧张，另一方面也正在积极检讨管治策略。此时，刚好遇着内地大饥荒涌来的移民潮，山边的木屋区像一个个不规则的堡垒，高峰期有超过70万人住在这些没电没自来水的房子，社会压力很大。

    加上一群于战后出生的青年人，开始对香港产生归属感，受西方人权运动影响，经历保卫钓鱼台运动、金禧事件、反贪污等学生运动，亦思考自己在英国政府统治下的处境。

如此种种，汇聚出一个时代的临界点。

70 – 80年代：用社区发展面对社会矛盾

    “简单来说，就是社会整体都很躁动，矛盾越来越尖锐。”莫Sir 说，其实也跟2015的香港，有不少共通之处。“新移民潮、学生运动（当年亦有劳工运动等），在殖民政府眼中，都是产生压力团体、暴乱的温床。他们是觉得要立刻处理。”

    英国人的“处理”，是先做了一个报告，判定其中一个社会面对的问题是：官民沟通不足。市民不了解政府施政方针，有资源的人无法提供意见，低下阶层的连自己拥有什么福利也不晓得。面对社会精英，殖民政府面运用“行政吸纳政治”，把他们纳入到各类型的咨询会，让他们的意见（和情绪）有渠道抒解。

    那低下阶层又如何？“他们聪明地运用社工，去安顿和安抚他们。”

    政府开始取缔木屋区，但受影响的人实在太多，即使他们已经在做十年建屋计划，都不能把所有人安置在公屋。那就唯有把居民安置到不同的临时房屋区（或称安置区），把贫苦人都聚集在小区，可以出现难以控制的状况。于是政府就办了NLCDP，招募一批社工系毕业生走入社区，访贫问苦。

    “当时港大学生会会长麦海华，毕业出来，第一份工就是去邻舍辅导会工作，派去钻石山大磡邨做社区工作。那一代做社区工作的人，大部分都有学运的背景。因为社区发展工作，在社会工作里面，是最有社会改革面向的。它提供一个机会，给曾经参与学运，希望推动激进社会改革的学生，让他们可以找到工作养家，同时亦能实践他们想做的理想。”

    那政府不怕他们会“搞事”吗？

   “他们被分派去的，都是过渡性社区，是暂时性的，”莫Sir 说，摸摸下巴，“再加上居民当时都是低下阶层，是比较实用主义的，基本上是很难politically建立一种力量。”这批CD社工，通常是3、4人一个小队，就处理一个10,000人的社区。“你咩都要做啰，小朋友托管、家庭调解呀、搞大旅行呀、帮手申请上公屋、组织街坊要求改善环境呀……一脚踏，但我们不介意，因为是真实地在解决人的问题。”

    没有区议员，没有蛇斋饼粽的年代，所谓“社区工作”就落到“社会工作者”身上。

    “回看70年代的NLCDP，它其实是在填补两个 gaps，一是service gap，当时市民对于福利、社会服务资源不太掌握，社工就可以帮他们解决，帮小朋友补习呀、搞亲子活动呀。另一个是political gap，NLCDP也是一个政治措施，是一个疏导的渠道，去稳定社会。”

   “我只能说，当时的殖民政府很聪明。”莫Sir 说。

Photo by Andy Wong

90年代：由社区发展到带领贫苦者抗争

    但重建、拆迁，很容易会连上社会资源分配的问题；社区发展，到最后还是会连系到自由、公义、尊严，甚至民主等议题。这个“聪明的”殖民政府，到了90年代，终于要面对连串抗争。

90年代起，有一批社工见示威、游行，对政府的影响渐少，开始想采取一些更激进的行动方式去表达诉求，他们被称为“新社会行动”。

   “他们不会跟从以往的规范去做社会行动，他们主张解决社区问题，是要由大家一齐坐低平等讨论；只要大家有共识，是可以不跟据议程讨论，例如明明讲紧某个住屋问题，去讲警权过大又得。如果有警察来查，要求要看负责人的身分证，他们会话我们这里个个也是负责人。”

    那不就跟上年的……“是的，他们的理念，甚至行动方式，和雨伞运动好相似。”莫Sir 说。

    1993年，房委会强行推出富户政策，不同社区组织组成“反公屋富户政策大联盟”，在3月25日于港督府门外的上亚厘毕道马路上静坐堵路，要求新任港督彭定康接信，最终27人被捕。据参与者称，联盟内正是实验由下而上参与民主，行动方向、立场等，都是由所有人共同即场决策。1994年12月，荃湾合一社会服务中心的社工与荃湾德仁楼、卓明楼天台屋居民带同日常生活用品包括煮食炉、石油气罐等等“瞓马路”，抗议当局清拆他们的住所但却没有作出合理安置。结果社工与居民被警方拘捕。

   “合一中心是和社区组织协会差不多同时期开始的民间CD，但前者走一个比较激烈的路线。但它并不是唯一走“新社会行动”的机构。事实上，当时社会行动是和社工分不开的，这是他们工作一部分。不像现在，因为社工专业化，他们的参与就越来越少，社会行动就交给文化研究呀、社会学的人去处理啦。”

回归前后：社工专业化，从社区发展退场

   “合一事件”以后，政府停了NLCDP。社会上曾经有很多声音反抗，甚至行政会的成员也不支持停止社区发展。然而最后，经过改名、修订服务内容和规定等等，搞了好几年，NLCDP还是没有延续下来。本身有做开的社区，可以继续，但不会再接受任何新申请。根据社署资料，2012年，全港只剩下17队NLCDP社工。

   “他们大都在较偏远的离岛、新界。这些地方的乡绅势力大，根本不用政府出手就可以控制他们，是很难做到组织街坊。”莫Sir说。

    但政府不资助，还是可以由民间做起呀，不是吗？“没有资源，也就没有机构愿意投身这个范畴。社署evaluate机构的指标，都是很量化很数字，做社区营造是很难达到这个标准的。基本上政府是揑住了社福机构的经济来源，无钱真的无人敢做。”

    而为了迎合政府或公营机构的标准，社工形象和训练亦要走向“专业化”。“所谓“专业化”就是强调个人性、治疗性，而且必需维持社工的社会地位，不可以做烂仔，要强调自已的专业独特性——而抗议示威并不是我们的独特专长，因为抗议人人都做得啦。”

   “所以，并不是一个单独因素，令社工在社区发展和社会行动上退场。90年代的抗争事件、社工专业化，加上跟政府之间的利益纠缠，令大家也很难有发展空间。”

##以后：社工运动可以复兴吗？

    社工退场了，不代表社区发展不可以走下去。由利东街开始，社区发展的议题开始由各种背景的专业人士，联同街坊共同策划、参与。莫Sir觉得这样绝不是坏事，反倒令社区发展的方向更阔更广。他坦言，今天的社区发展“唔好再旨意社工”。

   “社工界的工作有三大方向：solve the problem, prevent the problem, community development。而好明显我们现时只是在做头两项，青年人升唔到学喎，我们就搞更多的升学就业计划，等他们可以尽快投入资本家的剥削里面；又或者系滥药喎，我们就搞个计划去防止滥药。”

   “也不是说这些不重要，但现时社工的专业化训练里面，只着重教人怎样见case，点开小组，但对于文化批判，社会脉落的分析、政治环境的影响，是没有太多讨论。呢啲嘢，交俾社会学啦、文化研究啦。我们讲社区营造，已经不只是讲人在社区内的生活问题，而是落入一个更大型，抗拒单一发展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抗争里面。而现时社工本身的训练并没有这样的视点。”

   “社工是最叻建立关系，但最后想透过这些关系带出一个怎样的讯息，是没有太多的反省。”

可是，在运动期间，许多社工也积极以个人身份参与，他们本身对社会运动也有很强的投入感，不是吗？

“当然当然，问题是回到工作岗位后，他们完全没法渗入这些理念。如果你是以社工身份去参与一场运动，你就要发挥这个专业的独特性，例如你会带领街坊和长者，一齐去了解这场社会运动，陪他们去明白或者观察；又或者是把这个议题带会你的小组，让公公婆婆都可以讨论和了解。”

   “没有的。我们番工同佢哋唱生日歌，放工就自己支持##。咁即系咩意思呢？You yourself can be very radical, but the profession itself is very conservative。我们教学会讲社工要重视人权和自由，要做到Liberation and empowerment of the people，但真正可以在职场实践多少？”

    莫Sir强调，他对社区发展并不悲观，他只是对社工行业继续依赖政府资源，觉得悲观。但与此同时，亦有一批社工在##后，组成了“社工复兴运动”，出版杂志《社福街》，推动社工界与社会运动更多连结。

   “我的立足点是悲观的，但仍要有盼望。或许，当我们集结到一定的数目，我们就能推动改变。”他说。

photo by Andy Wong